11月25日，是“人民作家”巴金110周年诞辰。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金选集》纪念版也将与读者见面。11月10日，作家、出版家、巴金的侄儿李致告诉记者，这套书出版前他曾与巴金女儿李小林商议，稿费将按照巴老生前愿望，全数捐赠，继续巴老“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宗旨。
    捐赠稿费，巴老不是第一次，这位“文学巨匠”在生活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在李致的回忆中，巴老俨然一位“快乐王子”。“我觉得巴老就像王尔德笔下的快乐王子，他说过，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第一本书《灭亡》的稿费给朋友索非
    作为一名作家，稿酬是经济的主要来源。但在巴金看来，稿酬却是一个杠杆，能撬动更多的文学创作、帮助更多的文学青年。
    1927年，巴金用五个硬纸面的练习本整理和抄写了《灭亡》的全稿，加上自序和题词“献给我的亲爱的哥哥：枚！”，寄给了正在上海开明书店担任编辑的索非，并且第一次使用了“巴金”作为笔名。他原想用自己翻译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酬来自费印行，没想到正在开明主持编务的叶圣陶一见此稿，马上决定在自己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载。这次刊发，使巴金走上文学之路。
    小说发表是有稿费的，这却让巴金犯了难，以“文学作武器跟旧社会作斗争”的巴金没想过有稿费这件事，在他看来“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
    然而，这个“第一次”，巴金相当看重，思量再三决定转赠给索非。为什么是索非，巴金有他的考虑：索非是巴金的朋友，当年身在巴黎的巴金把《灭亡》的书稿寄给索非。索非看到，有种心灵相通的触动，推荐给了叶圣陶。在巴金心里，“伯乐”叶圣陶已让自己公开“说话”，怎好还收别人的稿费？所以巴金把稿费送给索非。
    这份看似微薄的稿费，却成全了巴金和索非的友谊。他们后来以文论交，甚至同吃同住。1928年12月，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应索非之邀住在同一栋小楼里。不久，索非结婚，住在楼上，巴金单身住在楼下。巴金不喜欢交际，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每天过着看书、写作的生活，许多报刊编辑常常通过索非向巴金约稿。巴金常常写作通宵达旦，至天亮才搁笔睡去。索非则在清晨上班前，到巴金屋里的桌子上将刚写完的稿件带走。巴金在这里一直住到1932年1月下旬离开，其间创作了《家》、《雾》、《新生》（第一稿），翻译了《秋天里的春天》等作品。
    李致说，这是他知道的巴金与文学的第一个故事，巴金对文学的上心常人很难想象，“他可以为了保护一位文学读者倾囊相助。”上世纪30年代，刚刚收到一笔稿费的巴金知道一位年青的读者有困难，二话没说就带着稿费从上海赶往杭州。“他用稿费帮那位读者付清了房租，还为她买了从杭州回上海的火车票。”关于巴金和读者的关系，李致曾说，“四爸多次说，读者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不仅要花钱买他的书，还能够给他提供精神养料，促使他创作更多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巴老是唯一没有领取工资、仅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如此倾囊扶助和文学有关的一切人和事，“而他自己过得很简朴，对钱看得很淡。”李致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巴金的作品，为了支持家乡的文学出版事业，巴金不收稿费，稿酬一直停留在出版社的账目上。1980年12月9日，巴金在给李致的一封信里说：“今天收到《中篇选》的稿酬。我说过不要稿酬，本想退回，觉得这样也不好。以后坚决不要。还是照从前的办法，送我一点书就行了。倘使方便，替我买五部《中篇选》，我当汇还书款。”就连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致也无法说服巴金收下稿费。社党委会讨论：把稿费存下来，成立巴金编辑奖。用于扶持青年作者或奖励有成就的编辑。巴金听说这个建议后表示支持，但反对用他的名义设立巴金编辑奖。
    1982年3月，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位不知情的编辑又把400元稿酬寄给了巴金，这一次巴金较起了真，他再次写信给李致，明确态度：“以后不要再给我寄稿费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译的稿酬，新出版的书和再版的稿费一律赠现代文学馆。请一定照办。”这个时候，对稿费的用途巴金已经有了新的计划。
从三哥的图书馆到现代文学馆
    1981年2月，巴金提议建立现代文学馆。这是巴金对文学的一份执著热忱，也是他对三哥的一份深深怀念。从尧林图书馆到现代文学馆，巴金似乎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他付出全部努力去实现文学的梦想。
    巴金的新计划，正是支持建设现代文学馆。李致说，这份热忱实际是蕴藏在巴金内心深处的两份情谊——主要是对文学的执著与热爱，也包含了对三哥的深深怀念。
    巴金曾多次写到：他的大哥是他爱得最深的人，他的三哥是最关心他的人。“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带着巴金“睁眼看世界”的正是他的大哥和三哥，三哥和他一起走出封建家庭，一起度过贫寒的学生生活。抗日战争前，三哥在天津南开中学以教书为生，承担起了全家的生活；抗战时期，三哥在孤岛上海靠翻译为生。贫病交加，逝世于上海。
    1945年11月，巴金与三哥生死离别。“我坐在你住了五年的楼房里，回想着我这一个月来的上海生活。我来，我去，你病，你死，一切都是这么匆匆。”不久，巴金的女儿小林出生，“小林”的名字也正是为了纪念三哥李尧林。
    三哥的英年早逝，巴金非常痛惜，希望建一个“尧林图书馆”，纪念这位默默无闻的英语教师和文学翻译兄长。巴金对亲友们表示，图书馆里面要存满读者不易找到的图书，大家不分贫富都能到这里来，读他们爱读的书。为此，巴金还刻了一枚椭圆形的“上海尧林图书馆藏书”图章。
    巴金喜欢逛书店，经常是大包小裹地扛书回家，很多书都要买两本，一本给自己，一本给图书馆准备。尔后，他总是兴冲冲地从书橱里取出那枚刻了“尧林图书馆”字样的图章和蓝印台，细心地把章盖到一本本书上去。在巴金后来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新文学书刊以及留存在巴金故居的许多书籍的封面、扉页或序言页上，都盖着这个蓝印的图章。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至少到1951年，买书、盖章的工作还在继续。后来巴金社会活动增多，再加上当时的条件要办一所“私立”图书馆，似乎不太成熟。
    多少年过去后，1981年，巴金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设想国家拨所房子，其他都由作家自己来操办，为此他愿意捐出自己的稿费和藏书。在李致看来，巴金是要把“尧林图书馆”这个美丽的梦想延续下去，让文学、让图书继续造福读者。巴金曾说：“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做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
    1981年，十卷本《巴金选集》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编辑，巴金明确表示：“《选集》稿费全部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最让李致不能忘怀的是，从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之后，到1984年5月，巴金先后给他写了8封信，催办稿费事宜。中国现代文学馆最终收到17万元巴金的捐款。这在当年，已是一笔巨额的款项。
    从提议到尘埃落定，巴金一直在为现代文学馆奔波。巴金陆续把手稿、书籍等大量物品捐赠给文学馆，使之成为收藏巴金物品最多的地方。
为人写作都要讲真话
    1978年，75岁的巴金开始动笔创作《随想录》，这位历经磨难的老人从重新握起笔的那天起，就宣称今后所有的写作都只为一个目的：讲真话！这三个字伴随了他的一生，也影响了很多人。
    在巴金长达7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真诚、热情、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被广大读者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1982年，作家谌容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小说《人到中年》，这篇现实主义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争论声中，巴金认为：“《人到中年》写了我们社会的缺点，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空洞的、虚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动表示出来的。”在李致看来，巴金不仅仅是保护了争论中的谌容，更重要的是为新时期的文学注入了“讲真话”的力量。
    如此讲真话的勇气，是有出处的。李致说，巴金说过他的“第一位先生”是他的母亲。巴金的母亲叫陈淑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教育着子女，潜移默化地把“忠实的生活，忠实的爱人”刻在巴金年幼的心灵上。而巴金也如母亲般，把讲真话的信念立为家庭教育的根本。
    “我从巴金身上学会一个道理，不能打孩子，要鼓励孩子说真话，勇于承认错误。”李致说。1942年，四爸巴金回到成都北门蓥华寺街的家，与李致同吃同住。那时候的巴金已经是中国最知名的作家，许多人闻讯来家里要签名、题词，李致也要了四爸的题词。巴金当时写了4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是伴随我一生的座右铭。”李致说。
    李致讲了一个笑话，家里有位讲真话的成员——李致的外孙汪齐齐。“他的真话就是‘不认巴金的账’。”齐齐上小学时，因为是巴金的外重孙，老师常让汪齐齐写作文，讲巴金的故事。有一篇作文，齐齐写道，太爷爷也不是什么都会，比如，他就不会打电子游戏。结果，这一句充满童真的话被老师删去了，让小齐齐很不高兴。李致也认为：“最能反映孩子内心的话怎么能删掉呢？”后来，老师再让齐齐写巴金时，他就不胜其烦了。他终于喊出了“再也不当巴金的亲戚”。李致曾经把汪齐齐讲真话的故事讲给巴老听，巴老高兴地笑了。
百岁马识途为本报读者抄录旧语：
巴金是中国的良心
    “如果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这是多年前，马识途写给巴金的话。11月10日，为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百岁作家马识途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又亲笔抄写了当年写给巴金的话，与川报读者共勉向巴金学习：“过去我说过：假如鲁迅是中国的脊梁，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任文坛风云变幻，众说纷纭，我不会改变这个说法。”
    素来十分崇敬巴金的马识途说，我在他面前算是后辈，他对我也多有关爱。1992年，巴金90寿辰，马识途专程前往上海贺寿。巴金题赠线装本《真话集》一部，马识途读后深受感动，说出了“向巴金学习说真话”的肺腑之言。此后，巴金又赠送了说真话的续篇《再思录》，虽然身患重病，还坚持在书上写下了赠言。马识途不忘巴金的情意，在回赠自己的杂文集《盛世微言》的扉页上，这样写道：“巴老，这是一本学着你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您的面前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将付出什么代价。”
《巴金家族史考略》趣考
四川有人称巴金为pèi甘只能算是地方口音
    11月10日，由巴蜀书社出版的《巴金家族史考略》出版，成为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出版物中最新的史料集。全书用10万字和百幅照片清晰勾画了这个大家族的历史，还原了《家》《春》《秋》背后的历史风貌。
    《巴金家族史考略》作者李治墨从巴金留存下来的一张百年老照片开始，对照片中的30位家庭成员的生平进行了考证。“《家》《春》《秋》中许多故事可以从这张照片说起。”据李治墨的考证，照片摄于清末光绪末年，是李氏大家族人丁兴旺时期，在当时的成都东珠市巷公馆内拍摄的四世同堂全家福。李家的祖上世居浙江嘉兴，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年逾半百的李氏族人李文熙举家来到了四川。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李治墨开始研究巴金家族历史，走访四川、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图书馆、文史馆，以及美国、日本的图书馆、大学资料馆寻找到大量相关资料，进行了史料比对。目前众多出版物上以讹传讹的历史信息在《巴金家族史考略》中得到了修正和补充。比如：“巴金的曾祖父李璠生于四川”，并且在四川南溪、筠连、兴文、富顺等县历署县官，并非诸多传记中描述的“由浙江迁来成都”。李璠育有一子二女，子为李庸，即巴金的祖父，也就是《家》《春》《秋》中高老太爷的原型。
    该书还对巴金家族名号进行了趣考。根据书中李治墨的叙述，巴金本人名尧棠号芾甘，“李芾甘”在他的书信中时常出现。巴金的名号源于《诗经·国风》中《召南·甘棠》的首句“蔽芾甘棠”。“蔽芾”形容枝叶小，所以“芾”字在这里读fèi，而不是fú。“芾”字读fú的意思不同，指的是草木茂盛。至于在四川有人称巴金为pèi甘，只能算是地方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