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有时遗忘比记忆更深刻
来自：《外滩画报》 发布时间:2012-10-25
汪晖是学术界的“空中飞人”。与他约访始于今年 5 月，最终得见已是 8 月的末尾，中间的整个夏天他去了趟美国，去了趟瑞典，还从非洲绕了一圈。他说，研究和思考总是带着他走，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交谈，“要么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要么是别人的问题吸引你”，这是另一种重要的阅读经验。
在瑞典，他昔日研究过的边疆问题获得了新的共鸣。19、20 世纪，瑞典人对中国考古和新疆、西藏地区的地理研究颇有贡献，而汪晖访学的乌普萨拉正是考古学家安德森、探险家斯文·赫定曾经工作的地方。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罗森教授带着论文来探他，两人相谈甚欢，他就地开始重新阅读，复又决定明年再去。
现在，汪晖终于坐回自家的书房。此时的北京夜里已经吹起秋风，白天还残余一点闷热，他开始整理讲稿、备课，准备开学。
家中有两个房间被他辟为书房，以书做墙。特意定制的书柜精致而古朴，里面的书多为横放——爱书之人自会明白，这比竖排更省空间；柜门也十分必要，可以抵御北方的灰尘。移步餐厅，又见一面书墙，顶灯照着餐桌，光却反射着玻璃门里的精神食粮。汪晖本来坚持客厅不放书，不然吃饭睡觉之地就彻底被书合围，可是落座一看，茶几上、沙发旁、客厅的地板上仍然摞着方块大部头，虽不散乱，但“正襟危坐”，标志着客厅的“沦陷”。
他在清华大学的两间办公室也是如此，其中一间彻底成为书的仓库，失去了办公的功能，而另一间则是“晾晒谷物的稻场”，新书们总是首先抵达这里，经过主人的翻阅、挑拣，方可分类入库。
《马恩全集》是他常用到的书，但卷帙繁浩，不能尽数收藏，此时汪晖也会使用电子书。朋友崔之元热衷于小范围分享电子书资源，有时他也追看。但他始终还是更爱逛书店、去图书馆，那些地方书挨着书，常常能以自己的积累和兴趣为核心，牵出许多阅读的枝节，不像在网上，检索、下载、浏览、急急忙忙看完，目力总是跑不过鼠标。
汪晖认为，过去20年最为剧烈的变化，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时代正在把一切都变成共时，“抹去时间的纵深，抹去历史的划痕”。时代失去方向感，如福柯所言，人类已经以癫狂为不癫狂。整个文化和知识领域需要有人站出来，作为共同体去摸索出路，这是通往“文化自觉”的必要途径。“今天最困难的是到处都缺少批评，艺术、文学、媒体、电视剧，很少看到真正有分量的批评，这个变得非常迫切。”
他自己的阅读与写作就处在一种高浓度的状态，很少看闲书，有时长途旅行，就在飞机上写论文。偶得闲暇才翻翻小说，完成对作家朋友们的义务。
在他的书桌上，摆了一座鲁迅的小雕像，窗边，是一幅堂·吉诃德的版画。他随手从身旁拾起一本书，厚如砖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明星齐泽克的著作，书的标题黑底白字，极其醒目——“Less than nothing”，一如汪晖对于“文化自觉”的呐喊。B=《外滩画报》W=汪晖
B：戴锦华老师曾说她看小说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你呢？
W：有些东西记得特别清楚，有些就完全不记得。人的记忆是很奇妙的，大部分记忆都被你压抑，你记不得它，它却在某个时刻突然冒出来。前几天整理讲稿看到鲁迅的一句话，他在《呐喊》的前言里讲他有一段时间因为回忆起年轻时候的梦和热情，会感到痛苦，因为距离现实太遥远，所以在 1912-1918 年间，他在家抄古碑、校嵇康集、去琉璃厂买书、念佛经，想要忘却。可最终发现遗忘是不彻底的，还有一些“未能全忘却的如丝缕一样牵着自己的魂灵的记忆”，这才把《呐喊》写了出来。
人们都说记忆很深刻，我觉得有时遗忘比记忆还要深刻，遗忘是一个更深刻更日常的存在。读了很多东西，只有很少一部分成为我们的记忆，更小的一部分才是记忆中的记忆，当它在更广阔的遗忘的背景上浮现出来，会特别清晰，像雕刻一样。所以我解释鲁迅那句话，有时候不是你要记住，而是那个记忆本身有生命，它不肯被你遗忘。鲁迅老说他不想呐喊，可他不能遗忘的那个梦本性上是要呐喊，它总是要呐喊的。
B：从阅读到写作，你自己是否也有这类“呐喊”的体验？
W：我在社科院念书工作 18 年，那个环境对我一直有影响。那里是一个不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地方，每周二到所里借书、还书、取信、跟同事打个招呼，我就回去了，研究和写作都比较紧，不考虑更大的读者群。现在时代变了，研究的问题也变了，有时就需要向更多的人说话，但我一直认为不能按照大众文化的标准来要求学术研究，也不能用读者的多寡来衡量学术研究。尼采、海德格尔不好懂，但他们的书在一定时期成为畅销书；马克思影响了一个世纪，成了许多人的信念，但他们未必通读了他的著作。思想的传播是一个非常曲折和复杂的过程，今天的大众文化往往缩小了这种复杂性。媒体时代的一个危险性在于，不容忍甚至仇视有难度的阅读，太相信自己的感觉，当然另一个问题是过分的专业化导致知识领域和社会无关。两者之间怎样才能达成平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能完成。
B：阅读是否孤独？
W：我有时不是很有欲望去认识人。1998 年，《读书》杂志在卧佛寺开会，有一天早晨跑到梁启超的墓园，好像梁启超就离你几尺远，但是你不能想象他跟你在一个世界。黑格尔也是，我常去看他的墓碑，而他的思想是一片大海，把一个物质性的人跟这片海洋放在一起，会觉得古怪。所以我对鲁迅说的记忆问题很有兴趣——梦某种程度是独立的自主的物质性的存在，甚至不是你的自我，好像一个自己要飞翔的世界。书也是一个自己飞翔的世界，未必要和这个人有那么多关系。黑格尔是一个符号，《精神现象学》是一个世界，马克思是一个符号，《资本论》是一个世界。如果你进入那个思考的世界，就好像一个宇宙，而人看起来永远是有限得很，每个人都不过如此。
B：怎么看待阅读在你所说的“文化自觉”中的位置？
W：自觉首先是历史性的，是对历史处境的认识、对历史情境的理解。德勒兹讲“历史的皱褶”，鲁迅就是要打开它。我一直不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命题，自觉的第一条是对自己习惯的方式有了拒绝和批判。学术工作的艰辛在于它是分析的，也是反思的，需要打破自己的成见。20 世纪之后，像鲁迅写《呐喊》那样艰难的文学诞生过程好像再没有过，再也没有如此痛切的声音，并不是说我们还要回到那儿，但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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